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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逼迫下的刀鋒之舞—台灣的宿命

　　端坐於時間之巔，舉目遙望地平線之外風雲際會之處，靜聽歷史之輪滾動在永恆之上的回聲，我遂得一天啟：世界浩瀚遼闊，人海茫茫無際，太平洋上一座形如翠羽的群峰擎天之島，台灣，即將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中心，人類的命運之臍。

　　德爾菲神廟所在之地被西方宗教情感視為「世界之臍」；東方宗教則將形如滿月的岡仁波欽峰雪峰奉為塵世的中心—

　　無論東方還是西方，獲得命運中心之榮耀的地方，必具有生命哲學的神聖意涵。

　　台灣，人不過兩千三百萬，地不過三萬餘平方公里，卻將要托起「世界中心」的沉重宿命。究其神聖意涵之所在，或許可作如下之表述：

　　十六億人構成的華語世界中，台灣是唯一一個自由的邦國；台灣是唯一一片人們因渴望而乾裂的雙唇可以親吻到自由的聖地。

　　怎樣的因緣使台灣以「世界的一隅」而成為當代國際政治的中心，人類命運之臍？承受如此沉重的宿命，對於軟弱和怯懦者意味著自由的末日劫難，唯大勇大智者才能夠以浴血的意志，讓宿命昇華爲創造偉大歷史的機遇—

　　處此艱難的命運誖論中，台灣會做出怎樣的抉擇？

　　上述兩個刻在時代眼球上的問題，正是本書試圖爲天下分析以解惑的主題。

　　二○○九年，透過《台灣大劫難》，我預言胡錦濤會對自由台灣做出終極主權逼迫，時間節點就在二○一二年深秋，其交出權杖之前。然而，天妒智者，竟以一個偶然事件否定了我的預言。

　　二○一二年初，王立軍事件禍起蕭牆，變生肘腋，使薄熙來、周永康政變策劃折戟沉沙，政變策劃者雖落得個倉皇北顧，身陷囹圄，坐枯井以觀天的下場，卻也使胡錦濤的謀台戰略想定，淪為一枕黃粱。

　　二○一五年，我以《決戰二○一六》一書，再次預言，中共將於二○一六下半年至二○一七年八月北戴河會議之間，動用全部國家能量，逼迫自由台灣交出台灣人民決定自己命運和台灣前途的權利，從而為習近平於中共十九大登上共產皇帝之位獻上賀禮。怎奈上蒼再次妒火中燒，踐踏我的預言—

　　郭文貴現象如驚雷疾電，撕裂鐵幕，橫空出世，以「信息核彈」，對中共匪酋實施「定點斬首」，遂致廟堂震撼，而中共盜國賊集團的衣冠禽獸之本相，赤裸裸現於國際社會聚焦之下，醜態紛呈，「艷色」無限。

　　於是乎，習王體制，即習近平、王岐山這個政治同盟，這個中共太子黨政治的權力支點，遭受政治道德的顛覆性重創。手足失措、驚慌應對這次偶然性政治風暴之餘，中共只好再次推遲對自由台灣的終極主權逼迫。

　　預言一敗再敗於偶然性，我全無責怪上蒼之意；只因兩次偶然事件盡顯天佑自由台灣之意。

　　不過，「天行健，君子當自強不息」。天若有情，亦只願垂顧自立自強之邦，厭倦專恃天佑天寵而放棄「自強不息」意志的族群。

　　上蒼已經兩次以偶然性事件之名佑護台灣，但是，必然的宿命總會展現出它的鐵律：

　　中共強權的存在就是對自由台灣的惡魔詛咒；對自由台灣做出終極主權逼迫，構成中共強權政治意志的不變邏輯。

　　二○一七年中共十九大意味著「弱智型毛澤東」習近平，加冕爲共產帝王的慶典。

　　習近平曾經在冠蓋雲集的國際會議上令人瞠目結舌地宣示，「欲通商，必先寬衣」。此一舉，瞬間之內使習近平的愚蠢蒙昧「艷名」鵲起，遠播四海，震驚中外。而在其愚蠢蒙昧後面，隱藏著屬於專制者的兇狠蠻橫。

　　習近平已經成為中共強權政治意志的人格象徵。中共的權力意志將因此變得愚蠢而較以往更加暴戾兇殘，蒙昧於人類普世價值而較以往更加蠻橫霸道。

　　中共強權即將對自由台灣展現出「終極主權逼迫」的鋒芒—

　　以戰爭威脅的鐵血方式來展現。

　　天意不可久持，來自偶然性的對台灣的佑護已經一而二，很難再而三。弱者猥瑣，總喜祈天之佑；強者軒昂，常思自立自助之道。這是一個不會垂憐弱者的時代，因此，成為強者乃是自由台灣唯一的生路。

　　鼙鼓如雷，聲震蒼穹；戰雲密布，殺機徹地。自由台灣正被逼上命運的刀鋒。

　　國運凶險危難之秋，正需要猛士鐵漢拔長劍，擊鐡杯，狂飲烈酒以詠戰歌，顯自由台灣英雄之志；正需要智者策士殫精竭慮，焚心為祭，為自由台灣作救亡圖存之謀，籌自強自立之策。

　　然而，舉目望去，台灣各色政客學者，對自由台灣面臨的生死存亡之危機，大都視而不見，充耳不聞，仍然沉溺於一黨一派，乃至個人的私利算計；醉心於「選舉考量」，而不知國之大危將至。

　　難道真無英雄智者以拯國運，以救時艱！

　　恐共媚共者言之鑿鑿，強調台灣的弱者地位。

　　依我觀之，當前台灣之弱，關鍵不在於物質能量，而在於沒有偉大的政治家用大智大勇，托起具有感動人民、凝聚社會共識的國家意志。

　　國家意志不彰，則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外交、軍事等各方面的能量就難以形成同仇敵愾、共赴國危的國家能量。

　　以色列雖然人口不滿三百萬，地不過死海邊之一隅，卻能以強國之姿，虎視鷹顧十億人構成的充滿敵意的阿拉伯世界，其強國之要，端在堅逾鐵石的復國意志。

　　當今台灣之弱，不在物質，而在精神；不在外而在內，不在敵而在己。

　　現在，我撰《刀鋒上的台灣》之意，不僅在於最後一次向台灣社會示警國運之艱危，更是呼喚能夠挽國運之狂瀾於既倒的英雄和智者，挺身而出，鐡肩承擔國家使命，引領自由台灣殺出命運的重圍。

　　之所以「最後一次示警」，是因為留給自由台灣的時間已經不多—「時間之泉正在枯竭」。

　　同時，也不要相信諸如「民主時代不需要英雄」一類庸人俗物的說辭—

　　抗爭中共強權的逼迫過程中，英雄乃是自由台灣的意志鋒芒；如果命運一定要逼迫自由台灣在刀鋒上起舞，英雄人格將是流光溢彩的舞姿。